一、租赁合同纠纷解决案例？
——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受制于规划而非其他审批
【案情简介】
宋某作为出租人将其厂房出租给青岛某公司，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土地税等问题发生纠纷，承租人青岛某公司搬离涉案厂房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宋某不同意解除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的租赁合同。因涉案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租赁合同无效。宋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其提交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批复文件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书》以证明涉案厂房系经政府批准建设的合法建筑，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二审经审理认为，宋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厂房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因此对其相关主张不予支持。
二、合同纠纷案例判刑标准？
诈骗的话会比较重，判刑为刑事加罚金
三、劳动合同纠纷新案例？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四、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土地租赁合同类型纠纷调解案例
【基本案情】
2008年1月，安岳县龙台镇黑滩村四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黑滩村村民”)200余户村民与安岳县绿牧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牧公司”）签订《土地租用协议》，将620余亩土地租给公司搞种养殖。协议约定租金以每年每亩500斤稻谷的市场价给付，租期从2008年至2031年止，租赁期满后绿牧公司负责土地复耕。但从2016年６月起，绿牧公司一直未支付租金，至2018年12月共计拖欠租金90余万元。广大租赁户找不到公司管理人，多次越级信访无果，致纠纷形成诉讼。农户请求解除合同、判令支付租金、违约金、土地复耕费等（以每亩1000元计算），共计200余万元。
【调解过程与结果】
安岳县人民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后，考虑到案涉人数众多、系涉民生案件、影响面广，且绿牧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停止经营，典型的“三无公司”即无办公场地、无其他财产、无主管部门，公司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为该土地上所种的白杨树，但该林木上设有权利负担，另案申请人市农担公司申请法院对林木进行了查封。如果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将面对200余户土地承包户、调解、判决后，无可供财产的执行，导致后期执行困难，引发集体信访和群体性案件。为此，法院决定以多元化解纷机制处理。
二、对症下药实施调解方案
（一）大胆实用村民小组为主体进行调解。按照法律规定，对经营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是以经营承包户为主体与合同相对方的公司进行诉讼，但这种方式对类型案件处理有局限性，一是调解涉及人数众多不能统一口径，二是多数人持观望影响调解进程，三是即便调解的也因某些人的反对而反弹。鉴于公司原发放租金时均以村民小组为核算单位，将租金整体打包由村民小组组长以双方认可的亩分发放，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大胆启动以村民小组为一个诉讼主体的方式进行调解
（二）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调解。运用枫桥经验，发动基层组织的作用，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进行矛盾化解。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将“千家万户”的意见进行统一，以四个社的四种调解方案再优化再统一，形成一个总的调解方案与绿牧公司进行协商。
（三）制定“司法+”聚力打“组合拳”。因纠纷涉及主体面大较广，调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隐患较较大，调解法官决定采取发动群众智慧，依靠基层组织力量的“枫桥经验”，以法院主导、协同律师调解、公证调解、人民调解方式，创新运用“四联调”机制相融合，发挥各方优势打“组合拳”，聚力协同调解。
三、深入基层实施“三步走”，成功化解纠纷
走稳第一步：一是以村民小组为载体，选出 “代言人”，社员代表与社长综合各家意见后，提出本社适合调解的最初方案；二是以基层组织村两委为依托，运用基层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有群众基础的独特优势，将四个村小组的调解方案再统一，提出全村的一致方案；三是与镇党委、政府无缝衔接，压实村、社两级基层组织责任，做好群众基础工作，最终形成总基调为：解除租赁合同、支付租金、自行复耕、及时将土地另作安排的调解方案。
走好第二步：充分发挥法院调解的主导与引导作用。调解法官召集绿牧公司负责人和实际投资人现身，提出与村民要求方向一致的可行性方案。同时，与林业主管部门对接砍伐申报延伸工作，与执行局对接该宗林木权利所涉另案查封等关联性工作，排除矛盾纠纷化解兑现的后顾之忧。
走实第三步：多元化解联动聚力同向调解。以法院为主导，联同入驻法院的律师、公证协同室公证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本土化的“四联调”机制，搭借党委政府引导司法局为经营户提法律供援助这一平台，充分发挥各家的法律优势、职业特长和综合资源，全力做好矛盾疏导、释法明理、权衡利弊工作。最终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即时解除了租用合同，绿牧公司变卖租赁土地上的林木，并以所得款给付所欠租金及复耕费每亩650元，不足部份由实际投资人补齐。在调解现场，龙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据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实现纠纷的调解与司法确认现场对接“一站式”办理。
法院启动多元化纠纷机制，深入纠纷发源地，从情理法方面反复做群众思想工作，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最终赢得群众的支持与理解；通过枫桥经验与本土化的联调机制相融合，促进类型纠纷在源头上实质化解，实现群众权益最大化，赢得了各方当事人在调解现场同时拍手鼓掌；同时，党委政府对法院勇于担当主动服务基层群众既化解纠纷又终结信访的成功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资阳市政法委组织的“今天我当班”栏目组记者一行，在调解现场进行了体验试采访和报道，受到社会群众点赞
目前通过林木价款已兑现40%，差额部份，投资人将在春节兑现30%，来年全部兑现，200余户纠纷通过多元化纠纷机制成功化解自动履行，纠纷在春风细雨中案结事了，真正实现了“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再现。
【典型意义】
本纠纷通过多元协同化解的典型意义在于：因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合同纠纷，虽然租金可以直接依合同计算直接判决，但对于逾期违约金计算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特别是对于土地复耕费由公司负责、判决负责到什么程度，没有标准，难以界定，复耕费用支持多少依据是什么？200多户家庭是否都能接受判决的违约金、复耕费？所以判决的法律依据也不好把握，且系涉民生类案件，判决不好、执行不到位均有可能涉群体信访，矛盾被激化。面对诸多矛盾，唯有通过调解，调动双方的积极性面对现实，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事关老百姓的生存之本。因此本案法院积极采用诉前调解的模式， 通过前期摸排情况及征集各方意见，以先进行调解和劝导，把矛盾疏通放在前端，通过多元化解纷机制协同方式，有效降低成诉率、提升纠纷化解的机率。
（一）纠纷在源头上化解。本案中，当事人一方是4个村民小组（203户754名村民），一方是公司经营不善，无财产支付租金。厘清矛盾焦点、难点及突破点，以“司法+”多元联调化解纠纷的调解方法，变“座堂调解”为主动下基层做工作，将调解搬到镇政府，让群众少跑路，拉近群众距离，让群众信任法院主动为民服务，把矛盾放在源头上化解；
（二）纠纷在于聚力化解。多元化解实质是借助各方职业优势、法律优势、群众基础等优势，盘活各种有效资源，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帮助利益各方寻找平衡点。本纠纷“借”政府及社会各方调解力量，“兼”案件的后续执行效果，着力实质化化解纠纷。通过与当地党委与政府联系，以法院为主导，邀请入驻法院的律师、公证协同室公证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级调解组织进行 协同努力从而化解纠纷，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三）纠纷化解便利于当事人。一是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去为当事人服务。一是该纠纷土地上的林木本身附有债务即租金，而国有资产的农担公司为另案申请人，在执行中，法院对林木进行了查封，谁的债权应当优先受偿，为此，调解人员主动报告法院党组，党组安排执行局与诉讼服务中心调解法官主动与市农担公司多次对接，进行政策解读，让农担公司让权于民，并通过法院裁定解除对林木的查封，方便于民。
同时，对当事人砍伐大片林木，是否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调解法官提前与林业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办理合法的审批手续，方便当事人履行。
为实现纠纷化解，减少诉讼成本，法院采取多元调解与司法确认衔接方式，直接在现场进行司法确认，当事人未产生诉讼费，又能保证调解，保障后期的执行，让利于民。
（四）法院主推化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纠纷成功调解、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让后续类似的纠纷，诉源治理提供了鲜活的素材，通过了解纠纷产生及存在的根源、土壤，与多方调解力量进行会商，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具象化、针对性的“靶向”调解方案，从根源上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即便最终要通过人民法院裁判，也会增大当事人服判息诉的概率；也才能够更好地、彻底地解决矛盾根源。因此，举多方调解之力解决社会纠纷，在其优势与成效下实现解纷机制由“独木桥”到“立交桥”、由“独角戏”到“大合唱”的转变，真正的践行最高人民法院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初衷以及预期目的。
五、经典买卖合同纠纷案例？
你好，案例一：买方违约引发的合同纠纷
买方A与卖方B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买方支付房款后，卖方将房屋产权证书转让给买方。但是，买方在约定的支付日期到期后未能按时支付房款，导致卖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卖方向买方发出催款通知后，买方仍未支付，卖方只能解除合同并要求买方承担违约金。
在此案中，由于买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买方承担违约金。
案例二：卖方欺诈引发的合同纠纷
买方A与卖方B签订了一份汽车买卖合同，约定卖方将一辆2010年的二手车卖给买方。在签订合同时，卖方向买方承诺车辆行驶里程数为5万公里，车辆无事故记录。但是，当买方将车辆送至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时，发现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已超过10万公里，并且车辆曾经发生过严重事故。
在此案中，由于卖方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损失。
案例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
买方A与卖方B签订了一份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卖方将货物运至买方指定的地点。但是，当货物到达运输途中的一个中转站时，因为运输公司的失误，货物被误送至另一个城市。买方向卖方提出索赔要求，卖方认为责任在运输公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在此案中，由于货物在运输途中出现问题，买卖双方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卖方有责任向买方提供协助并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卖方拒绝承担责任，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
六、没有欠条买卖合同纠纷案例？
没有欠条买卖纠纷也是存在的。俩人或多人合伙做买卖赔本了分摊多少就可能引起纠纷。
七、典当合同纠纷被认定无效的案例？
案例一：某典当行与某公司直接签订了借款协议，之后又签订了房产抵押担保。名为典当，但是并未到房管部门实际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同时未签署相应的当票。证据表明的法律特征系企业资金拆借行为，法院最终认定合同无效，按企业间资金拆借处理。
案例二：某典当行与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约定了实际借款金额以当票为准，担保方式为不动产抵押典当方式，借款的综合费率为月度 3% 等条款，且在办理了登记手续之后先后出具了9张当票。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案名为借款实为典当，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综合费、利息以及违约金，提供担保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典当行业虽存在时间较长，但一直是一种自律行业，表现在行政管理规定并不健全，法律上也没有具体规定，致使典当行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常常出现名为典当实为借贷，或是名为借贷实为典当等名不副实的情况。对典当合同的定性和效力认定也就成了审判中遇到的一大问题。
笔者认为，认定典当合同的效力主要是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典当法律关系是否合法成立，典当的法律特征是否具备。具体包括对抵押物是否依法登记，双方是否签有当票，其相关费用是否按约定利息收取，是否包括综合费率的收取等。理由如下：
一、典当法律关系具有特殊性
一方面，它表现为典当双方的担保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典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只有当这两个法律关系均成立时典当关系才成立。也就是说，典当的设立目的是为借款，设定营业质权的“当”与发生债权的“借”同时进行，并且“借”是以“当”为前提。典当的设立不以主债权的先行存在为条件，而是以“当物”是否存在且合法有效为前提，通常其市场评估价值不高于借款数额的二倍以上，并以不动产在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为成立条件。动产一般是通过质押，抵押大型设备的亦需办理登记。只有上述条件成就，借款关系才能形成实践中当的关系。典当的过程就是以实物作为担保条件，以借款为合同目的，将担保与借款统一起来的过程。而一般的物之担保借款法律关系则是先有借款关系主合同，再有担保的从合同。这是区分典当与一般物之担保借款的关键所在。物之担保借款包括质押借款和抵押借款。典当在本质上是质押借款的一种，即营业质。
二、审判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区分典当与借贷
1.主体资格不同。典当行作为一种特种行业，审批管理手续严格。成立典当行需经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并要依法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因其具有准金融企业性质，经营典当业务及附带的鉴定评估、咨询服务和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业务。除民间借贷为一般主体外，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是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国有银行或是经批准设立的外资银行，其业务虽包括一般金融业务的银行信贷，但与典当行的性质及业务仍大有不同。
2.权利性质不同。典当中的借款行为与担保行为共存，要借款就必须提供优质有效的当物，有典当才能借款，故典当权是以特殊担保物权的成立为前提。普通借款中的质押或抵押则是为主债权提供的担保，因而具有从属性。
3.费利内容不同。除部分无偿的民间借贷外，典当与担保借款均以营利为目的，但借款合同中质押权人或抵押权人仅能依国家规定的利率标准在一定幅度内收取利息。而典当不仅可以依标准收取相关利息，还能按规定的幅度收取典当综合费用，这种费率标准往往高于利息。这也是典当与借贷的显著区别。
4.法律效果不同。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担保物处置方式不同。因我国担保法禁止对担保物流质，故借贷关系中的担保物权人对担保物只享有通过诉讼或仲裁执行时的优先受偿权，也可以放弃行使担保权利。但在典当关系中，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典当行可将抵押物或质押物按绝当处置。如事先做了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一旦出现当户不能如期赎当或在续当期内仍不能偿还当金赎回当物，典当行可依公证约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当物来清偿因典当关系而形成的债务。
三、根据上述区别，在认定典当合同的效力上应把握以下处理原则
一是凡构成要件符合典当法律关系之特征的，不论合同名称如何，均应认定为典当关系，并依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处理。二是虽名为典当但因缺乏必要的构成要件的合同，一般按企业间的资金拆借合同认定和处理。三是名为典当实为借款，但借款方为自然人的，则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利息标准一般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双方约定高于此标准的部分不予支持。
八、常见经济合同纠纷案例解？
1. 要约一经承诺即具有法律效力
2. “要约”不等于“要约邀请”
3. 承诺一经作出，合同即造成立
4. “交叉要约”的法律效力不可一概而论
5. 悬赏广告人拒付赏金无理
6. 乙供销社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7. 订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8. 合同形式对合同成立及合同效力的影响
9. 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
10. 订立合同须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
11. 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明确
12. 未明确附属物归属的合同应按“从随主走”原则处理
13. 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订立的合同可予以撤销
14. 合同标的必须确定
15.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16. 违反非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不宜宣告无效
17.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
18. 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19. 合同中不得随意约定免责条款
20. 优惠购房后只享有“有限产权”
21. 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予以变更或撤销
22. 损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合同无效
23. 清扫码头所获收益扫清扫人所有
24. 《顾客须知》对顾客并无约束力
25. 效力未定的合同依法补正后有效
26. 表见代理行为有效
27. 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
28. 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应属有效
29. 商场应赔偿顾客的机会损失
30. 合同一经生效，双方都应严格履行
31. 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附随义务不履行时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
32. 正当行使同时履行辩权不构成违约
33. 正当行使不安抗辩权不构成违约
34. 合同履行期尚未到来之前可能构成预期违约
35. 合同主要条款不明确将影响合同的履行
36. 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债权人享有代位权
37. 债务人让财产逃避债务，债权人享有撤销权
38. 让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即可对债人发生效力
九、盘点汽车买卖合同纠纷经典案例？
汽车买卖合同纠纷经典案例包括：虚假宣传、隐瞒车辆故障、合同争议等。这些案例主要是由于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等、欺诈行为或合同条款不清等问题所导致的。1. 虚假宣传：卖方在销售过程中夸大车辆性能、隐瞒车辆故障等情况，导致买方购买后发现车辆与宣传不符，引发纠纷。2. 隐瞒车辆故障：卖方故意隐瞒车辆存在的故障或问题，导致买方购买后出现严重故障，买卖双方产生争议。3. 合同争议：买卖双方对合同条款的产生分歧，例如关于车辆质量保证、退换货政策等问题，引发合同纠纷。这些经典案例提醒我们在购买汽车时要谨慎，了解车辆的真实情况，同时在签订合同时要仔细阅读并明确各项条款，以避免可能的纠纷发生。此外，如果遇到合同纠纷，应及时寻求法律援助或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
十、建筑工程招投标合同纠纷案例？
【基本案情】
2019年某生态文旅公司作为发包人，以招投标方式与承包人某工程公司签订《XX湖项目湖面应急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以合同附件《工程量清单》载明的项目单价或合价为计价依据。合同还约定“本合同《工程量清单》中无类似项目的单价或合价可参考的，采用《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贵州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1版）和《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1版）进行计算。”嗣后，承包人某工程公司将该湖面应急工程以划分标段的形式，向某劳务公司分包了部分标段的土石方、驳岸混凝土浇筑等工程。某劳务公司又将其中驳岸挡墙土石方开挖工程再次分包给自然人谢某某、伍某某。某工程公司与某劳务公司之间，某劳务公司与谢某某、伍某某之间，均未就谢某某、伍某某施工的驳岸挡墙土石方开挖工程订立书面合同，且未约定工程价款金额及工程款计价方式。
谢某某、伍某某实施了部分土石方开挖工程后，案涉XX湖项目湖面应急工程停工，谢某某、伍某某退场，某劳务公司未与谢某某、伍某某进行结算。谢某某、伍某某遂以分包人某劳务公司、承包人某工程公司、发包人某生态文旅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付其已施工完成的土石方工程价款。同时，谢某某、伍某某向法院申请就其施工范围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并主张以《贵州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6版）作为工程款计价依据。被告某劳务公司、某工程公司、某生态文旅公司主张案涉XX湖项目湖面应急工程系水利工程应以《贵州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1版）作为工程款计价依据。鉴定人鉴定结论表示案涉XX湖项目湖面应急工程位于市区内，系公园类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建议法院参照《贵州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6版）进行计价。本案核心焦点在于因当事人对案涉工程性质产生争议导致工程造价鉴定计价标准不明。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以《贵州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6版）作为案涉工程造价鉴定的计价依据。二审判决改判以《贵州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1版）作为案涉工程造价鉴定的计价依据。